老師被解聘，學校為什麼可能要補發薪水？解聘案的法律大轉彎

一位老師因校園性平事件被學校解聘，打行政官司發現學校程序有瑕疵，原解聘被撤銷；學校重新走一次程序，再次合法解聘。問題來了：中間這段「空窗期」，老師沒來上班，學校要不要付薪水？

答案在近幾年出現重大轉變：聘任關係仍繼續存在；薪水要不要補，則取決於解聘事由與停聘規定。對學校端而言，這已經是一筆賭不起的財務風險。這一切源自教師解聘法律性質的根本改變。

一、舊時代：解聘是「行政處分」，重做曾被認為可以回溯

在過去，最高行政法院 98 年 7 月份第 1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（轉引自最高行政法院 113 年度上字第 629 號判決理由）將公立學校教師解聘定性為「行政處分」。原解聘因程序瑕疵被撤銷、並非實體有誤時，學校補正程序後重新解聘，曾有回溯到原解聘生效日的做法，等於前後接軌，學校不必為空窗期補發薪資。113 年度上字第 629 號一案的學校就是這樣處理；原審（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1 年度訴字第 855 號判決，113.08.15）雖已依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改採意思表示的定性，仍認可回溯解聘，這部分後遭最高行政法院廢棄。

二、轉捩點：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之後，解聘定性轉向

憲法法庭 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判決理由，處理的是公立大學「不續聘」案件，闡明不續聘「性質核係單純基於聘任契約所為之意思表示」，與行政處分有別。把聘期中的「解聘」納入同一邏輯的，是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19 號判決（112.06.15，經該院 112 年度徵字第 2 號徵詢程序）：公立大學對教師所為解聘意思表示的性質，「與不續聘教師意思表示之性質相同，均屬基於聘任契約所為意思表示」，教師應提起確認聘任法律關係存在之訴。其後最高行政法院 113 年度抗字第 243 號裁定將同一邏輯適用於公立國民小學；113 年度上字第 629 號判決（114.08.14）再以「行政契約性質之聘約法律關係」定性聘約，並處理解聘生效時點與空窗期的問題。

這條界線可上溯司法院釋字第 462 號：教師資格審定（例如升等）屬受委託行使公權力，是行政處分。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正是以此為對照，把聘任與不續聘定性為學校立於聘約當事人地位的意思表示，與行政處分有別。理解這組對照，才看得懂為什麼同樣是學校對教師，有的行為要走行政處分的救濟、有的不是。

解聘屬終止聘約的意思表示，依 629 判決，在聘約別無約定的情形下，準用民法規定自終止時起向後失效。這帶來一個現實衝擊：第一次解聘被撤銷後，聘任關係仍繼續存在；學校重新做成的解聘，要等報經主管機關核准後、解聘意思表示到達教師時，才發生終止聘約的效力。113 年度上字第 629 號的主文就明白確認，該案教師與學校間的聘任關係，在兩次解聘之間近四年的空窗期繼續存在。

薪資的部分要說得精確：629 判決本案的教師，其實沒有拿到這段期間的薪水。因為他在調查期間依法停聘，性騷擾終局認定屬實，依教師法第 25 條第 2 項（行為時為舊教師法第 14 條之 3），停聘期間未發的薪資不予補發。補薪風險真正引爆的，是另外兩種情境：解聘事由終局不成立，或不涉停聘的解聘與不續聘案型。

聘約既然仍繼續存在，教師即可能據以請求空窗期薪資，是否准許仍須依個案判斷。程序瑕疵的代價，從「重做一次」起跳，上限是「重做一次，外加整段補薪」，對學校與主管機關都是重大財務風險。

三、救濟途徑變成迷宮：一案拆兩案

法律性質改變後，教師解聘案的訴訟路徑也跟著複雜化：對學校的部分，因為解聘是公法上意思表示，教師要提「確認聘任關係存在之訴」（629 判決的用語是「確認聘任行政契約法律關係存否之訴」）；對主管機關核定「不得聘任為教師」的部分，則以主管機關為被告，另外提起「撤銷訴訟」。同一件解聘，拆成兩個訴訟。

最高行政法院 113 年度上字第 629 號判決進一步釐清不得聘任核定的性質：「終身不得聘任為教師」之規制效力，「並非直接依教師法第 14 條第 1 項第 5 款規定而當然發生」，須由主管機關經審查核准解聘之處分，始生剝奪任教資格的規制效果；教師對此核定處分若有不服，「自得循序提起撤銷訴訟，以資救濟」。「一年至四年」不得聘任的核准，最高行政法院 110 年度上字第 19 號判決同樣認為屬行政處分，教師應以核准的主管機關為被告提起撤銷訴訟。

救濟門檻的鬆動本身也是一次翻轉。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之前，最高行政法院 106 年 6 月份第 2 次庭長法官聯席會議決議認為，公立大學對於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教師措施的再申訴決定，不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。憲法法庭認定這個見解牴觸憲法保障的學術自由（大學自治）與訴訟權，宣告自 111 年 7 月 29 日起不再援用。自此公立大學面對不予維持其不續聘措施的再申訴決定，也取得循序提起行政訴訟的餘地。

公立與私立學校的救濟基礎並不相同。私立學校不具行政機關地位，其對教師所為的解聘、不續聘，性質上是基於私法聘約關係的意思表示，而非行政處分；行政法院實務向來認為，這類爭議屬私權爭議，應循民事訴訟途徑救濟，行政法院並無審判權（例如臺北高等行政法院 114 年度訴字第 554 號裁定，即將一件私立技術學院教師的確認聘任關係訴訟移送民事法院）。

主要的例外是釋字第 462 號所指的教師升等評審，因屬法律授予的公權力行使，才是行政處分。因此本文所談的定性翻轉與救濟門票，主要適用於公立學校；私校教師的救濟另循民事途徑，須依個案判斷。

結語：對學校是程序課題，對教師是權利課題

對學校端而言，這個轉變傳達的訊息很清楚：解聘程序必須一次做對，性平調查、審議、教評會每一關的程序合法性，都直接連動財務風險。

111 年憲判字第 11 號處理的是公立大學不續聘；解聘部分，最高行政法院已將同一邏輯適用於公立國民小學（113 年度抗字第 243 號裁定、113 年度上字第 629 號判決均為國小教師案）。私立學校教師則循民事途徑，個案仍須依具體情形判斷。

對教師端而言，解聘案的救濟途徑已經複雜到「選錯訴訟類型就可能白跑一趟」的程度。收到解聘通知後，訴訟策略的選擇往往比實體爭執更早決定成敗，及早釐清應提起的訴訟類型與被告，有助於保住權利。

（本文於民國115年9月24日更正：將公立學校教師解聘定性為聘約意思表示之見解，改列出處為最高行政法院110年度上字第19號判決及113年度抗字第243號裁定，並修正113年度上字第629號判決之見解歸屬、解聘向後失效之依據，以及舊制下回溯解聘之說明（原引行政程序法第118條無出處，改為該案學校與原審之處理，後遭廢棄）；另修正「一年至四年」不得聘任之救濟依據、撤銷訴訟之對象、憲法法庭判決之射程，以及適用射程之提醒。）

文 ／ 林郁倫律師・晴晞法律事務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