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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害人識破了也算既遂?

民國115年11月04日 · 林郁倫律師

被害人已經識破詐術而仍交付款項的,原則上不會只因交付的外觀就成立詐欺既遂;遭脅迫提款者能否主張緊急避難,則要看當下有沒有求助的空間。談論詐欺案件的既遂與未遂,常見一種直覺想法:只要行為人開口騙了、動了手段,詐欺罪就該算既遂。這個想法忽略了實務上真正的判準:行為人著手施詐,只是進入可罰的未遂範圍;既遂與未遂的分野,看的是被害人有沒有因陷於錯誤而為財產處分。

【詐欺既遂的核心:陷於錯誤而交付】

刑法第339條規定,意圖為自己或第三人不法之所有,以詐術使人將本人或第三人之物交付者,成立詐欺取財罪,未遂犯亦罰之。詐欺罪的成立要件環環相扣:行為人施用詐術,使被害人陷於錯誤,被害人因此基於錯誤認識處分財產,行為人或第三人因而取得財物。這四個環節須依序具備,其中「陷於錯誤」尤其關鍵,它指的是被害人因為行為人的行為,主觀認知與客觀事實產生落差,並基於這個錯誤的認識而處分財產。若被害人已知悉真實情形,依社會通念本不會因該詐術而交付財物;財產處分須出於這層錯誤認識,才是法律意義上的陷於錯誤。實際是否仍屬陷於錯誤,仍應依個案的交付原因判斷。

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5577號判決,對既遂與未遂的區分標準表達得相當直接:詐欺取財罪之成立,以行為人施用詐術、使被害人陷於錯誤,並因此為財產上處分為要件,且有既遂、未遂之分。只要行為人基於不法所有意圖及詐欺故意著手實行詐術,使被害人確實陷於錯誤而交付財物,即屬既遂;反之,倘被害人始終未陷於錯誤,或已識破行為人的詐欺伎倆,即使仍有交付財物的動作,因為並非出於真正交付的意思,法律上仍只能論以未遂。

這段見解的重點,在於把「交付財物的外觀」與「因錯誤而交付的實質」分開處理。同樣是被害人把錢匯出去,背後的心理狀態如果不同,法律評價就會不同。

【識破詐術後仍交付,為什麼還是未遂】

該判決舉出兩種常見情境,具體說明什麼叫做「有交付的外觀,卻不成立既遂」。

第一種情境,是被害人在交付財物之前,其實已經察覺對方是詐騙集團,但為了配合警方蒐證、便於後續逮捕犯嫌,刻意演出仍被蒙在鼓裡的樣子,依照對方指示交付款項。第二種情境,是被害人識破詐術後決定將計就計,故意匯出一筆象徵性的小額金錢,例如新臺幣一元,讓對方為了這筆錢多花時間、多耗一道提領手續,等於是用行動教訓對方。

這兩種情形表面上都有被害人主動交付財物的動作,甚至款項也確實匯了出去,但法律評價可能與一般直覺不同。原因在於,被害人的內心並沒有陷於錯誤,交付財物的決定是出於配合演出或帶著報復意味的考量,並非對詐術的誤信。既然被害人主觀上清楚知道自己面對的是詐騙,交付這個動作就欠缺「基於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」這項要件,行為人終究沒有達成使被害人陷於錯誤這一步,只能論以未遂。

這樣的判斷邏輯提醒了一件常被忽略的事:詐欺罪審查的重點,落在被害人是否基於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產;單看行為人有沒有把騙術做完,或款項有沒有匯出,都不足以判斷既遂。同一套詐術手法,對真的陷於錯誤的被害人可能成立既遂,對識破詐術、選擇將計就計的被害人卻只能論以未遂,差別在被害人交付當下的心理狀態,這也是案件偵辦與審理過程中,常需要細究被害人交付財物當下究竟怎麼想的原因。

【延伸提問:被脅迫參與提款,能主張緊急避難嗎】

詐欺集團案件裡,經常有擔任提款、轉交贓款角色的行為人被查獲後辯稱,自己其實也是被害人,是遭到集團拘禁、毆打甚至強盜脅迫,才被迫配合提領贓款,不應該論罪,至少應該主張緊急避難以阻卻違法。

刑法第24條第1項規定,因避免自己或他人生命、身體、自由、財產之緊急危難而出於不得已之行為,不罰;但避難行為過當者,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要成立這項阻卻違法事由,除了客觀上確實存在緊急危難、行為人主觀上出於救助意思之外,還必須同時具備必要性與利益權衡兩項要件。必要性要求避難手段必須是達成目的的有效方法,並且是損害最小的選擇;利益權衡則要求所保全的法益,確實優越於所犧牲的法益,且手段與目的相當。四項要件同時具備,行為才能阻卻違法而不罰;如果避難行為超過必要性或不符利益權衡,就不能阻卻違法;符合但書過當避難要件者,法院得減輕或免除其刑。

最高法院115年度台上字第19號刑事判決,針對這類「強制性的緊急危難」表達了明確見解。所謂強制性的緊急危難,是指行為人客觀上處於緊急危難情狀,而且行為人自己同時也是強制罪的被害人,因為遭受強暴、脅迫而處於持續性的危難,主觀上為了救助自己、親屬或密切關係者的生命、身體、自由或財產,被迫做出違法行為。

這類情形固然存在持續性的緊急危難,行為人主觀上也確實出於救助意思,但法院進一步指出,現代社會設有治安機構及司法機關可供求助,就個案權衡而言,通常難以認定所施的違法行為符合必要性與手段相當性,因此原則上不能主張緊急危難而阻卻違法;但如果符合過當避難的要件,仍應視個案事實的罪責程度,給予寬恕或減輕罪責。

【法院怎麼權衡:有沒有求助的空間】

這則判決的事實背景如下:行為人遭同夥私行拘禁十餘日,期間遭到毆打、凌虐成傷,財物也被強盜取走,並被要求配合提領詐欺贓款;恢復自由之後,仍在集團成員陪同下,前往銀行多次提領帳戶內的款項。

原審法院固然肯認,行為人當下確實處於持續性的危難,主觀上也是出於避難的意思而配合行事。但原審法院進一步審酌,銀行等金融機構在營業時間內屬於公眾得以出入的場所,現場通常配置保全人員或駐衛警。行為人單獨臨櫃辦理提款之際,並非全然孤立無援,仍有機會向行員或保全人員求助,或以其他方式暗示自己正處於危難之中,設法中止提領、等待警方到場處理。既然行為人並未嘗試任何自救舉措,仍依指示完成提款,侵害到被害人的財產法益,就難謂已經窮盡損害最小的手段,也不符合利益權衡的要求,因此無法主張緊急避難而阻卻違法。

不過,法院也沒有把這類處境下的行為人,與主動加入詐欺集團的成員一視同仁。該案原審依刑法第24條第1項但書的過當避難規定裁量減輕其刑,最高法院駁回上訴、維持原判決,並非完全不予減輕刑責。遭脅迫參與犯罪的情形,是否阻卻違法或減免刑責,仍須依個案事實與法定要件判斷;這樣的處境也可能成為法院衡酌罪責輕重的重要因素。

【兩則見解的共同提醒:檢視認知與選擇空間】

詐欺既遂與未遂的判斷,以及緊急避難能否成立,分別涉及構成要件與阻卻違法事由,審查要件並不相同。兩個問題的共同點,在於法院都不能只看外在行為結果,仍須檢視當事人當時的認知與選擇空間。

詐欺既遂與未遂的分野,問的是被害人有沒有陷於錯誤;緊急避難能否成立,問的則是行為人在當下的處境裡,是否確實已經窮盡了求助與自救的可能;單純身處危險之中,尚不足以全然免責。理解這層邏輯,才能明白「我也是受害者」這句話,在法律上未必等於無罪,但確實可能是影響量刑輕重的重要事實,值得在案件初期就完整釐清,並且有系統地向法院提出。

文 / 林郁倫律師・晴晞法律事務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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